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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寶蘭:也談我與《讀書》

發布時間:2019-04-11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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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紀念《讀書》創刊四十周年,編輯衛純約我寫一篇文章,談談我與《讀書》。我在《讀書》工作三十一年,經歷的事情比較多,一直在糾結寫什么,翻看十年前我編選的《讀書》文選《改革:反思與推進》,讀文章思及文章后面的人與事歷歷在目,猶如昨日。

  《讀書》作為以書為媒介的思想評論刊物,在時間上基本與改革開放同步,在思想評論方面,它緊跟時代步伐,開放,前沿,在各個不同時期引領著讀者去思考。

  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各項工作必須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一九七九年四月創刊的《讀書》雜志積極響應,創刊號上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引起廣泛的社會影響,是《讀書》雜志標志性的文章。

  一九八二年我到《讀書》后,主要負責經濟板塊的編輯。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改革怎么改?我們既沒有經驗,更談不到理論,如鄧小平所說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一時期,我們主要是借鑒西方的經濟學理論。記得八十年代初,用得比較廣泛的是許滌新的三卷本《政治經濟學詞典》。八十年代后期,羅志如、范家驤、厲以寧、胡岱光的《當代西方經濟學說》(上、下冊)出版后,影響很大。而書籍出版之前,我曾經和商務印書館同名不同姓的編輯楊寶蘭在北大聆聽厲以寧講授的《西方經濟學說講座》,聽課的人相當多。再后來厲以寧、胡岱光的《當代資產階級主要經濟學流派》影響也很大,以及后起之秀,年輕學者梁小民的《西方經濟學入門》都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

  我剛到《讀書》時,正在南開大學讀博的金巖石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他把南開大學讀書會的同學介紹給了我,并且給我們寫稿。影響最大的是伍曉鷹、張維平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對話》十篇,系統的評介了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我們不妨看看評介的是哪些書籍:《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對話之一——談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之二·消費者主權——談佛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之三·競爭機制——讀艾哈德《來自競爭的繁榮》》;《之四·經濟人——談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之五·經濟人——再談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之六·創新機制——談熊彼特《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之七·公平與效率——談喬治吉爾德《財富與貧困》》;《之八·財產關系——談卡德爾《公有制在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矛盾》》;《之九·開放與發展——談金德爾伯格《經濟發展》;《之十·動態均衡——談盧因《蘇聯經濟論戰中的政治潛流》》。時值上世紀八十年代,伍曉鷹與張維平的這組對話在學術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所談及的書籍與問題不僅在當時,有些即便在當下仍有意義。曾主持商務印書館工作,又提議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陳原對這組書評給予高度評價(見沈昌文《最后的晚餐》)。

  記得八十年代我編輯張維迎與盛斌合著的《經濟增長的國王——企業家》時,里面談到關于股份制的章節被要求刪去,因為太敏感,且不成熟。但是幾年后,股份制是一個談得很多的話題,盡管多,畢竟是“舶來品”,絕大多數人很難說清楚。一九九一年,樊綱在《現代經濟學讀書札記》里連續兩篇文章寫《股份制考》。他說:股份制在中國已經有許多地方試行。不過,我們似乎還需對它們做一番討論,不僅是對其起源和發展演變過程等作些歷史回顧,也要對其所有制形式的特點、經營管理方式、有效運行條件等等較重要的問題,作些深入的思考。標題中的“考”字,并不是指“考證”,而是考察,但也不妨讀出些“考證”的意味——這個詞似乎比思考、考察、論證等等更具有不厭其煩、追根刨底以至吹毛求疵的意味,更容不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態度。既然現在多數人都認為股份制對于經濟改革進程事關重大,我們似乎就更該有點“考證”的精神。這里,他強調了不僅知其一,還要知其二,要刨根問底,也包含不能盲目的一哄而上。文章發表后,語言學家呂叔湘說經樊綱這么一講,股份制就好理解了(大意)。

作者:賈寶蘭     責任編輯:張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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