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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

基于內涵要義、演進邏輯與結構關系的分析

發布時間:2019-03-2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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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政黨制度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擔負國家政治制度運行的責任,是國家政治制度的標志性內涵。風行幾百年的西方政黨制度在當今世界出現了很多嚴峻問題,甚至發生了危機。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顯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決策的科學性,在實現制度功能方面,在處理政黨與政權、政黨與政黨、政黨與社會這三重關系上更為負責任和有效率。當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人類政治生活中一種新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大貢獻。

  關 鍵 詞:政黨政治/政黨制度/新型政黨制度/關系結構

  作者簡介:周淑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博導,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政黨理論研究基地副主任兼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政黨和政黨制度比較研究、中外政治制度研究,主要著作有《政黨和政黨制度比較研究》《中國民主黨派的歷史和現狀》《世界政黨執政興衰成敗研究》等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十三屆一次會議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新型政黨制度”的概念,它與世界各國既有的即“舊”的政黨制度之間關系如何?結合政黨制度的普遍性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特殊性,本文從政黨制度的內涵要義、中國政黨制度演進發展的歷史邏輯出發,比較“新”“舊”政黨制度在政黨與國家政權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政黨與社會之間的多重關系,分析在其盛衰成敗背后支配性的制度結構因素,以深刻理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和政黨政治在中國的發展及其走向。

  政黨制度的內涵要義

  政黨政治是現代政治的主要運作方式。政黨存在并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和內政外交的基本走向,幾乎是各國普遍的政治現象。目前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除20多個是君主制或政教合一的國家無政黨外,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存在著政黨。政黨的確立和發展,是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重要條件,以政黨為主角的現代政治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的政治形式。政黨為公民進行政治參與提供了基本途徑、載體和渠道。政黨是近代政治的產物,它是作為封建專制君主的對立物,伴隨著世界民主潮流而出現的。人類社會進入近代以后,政黨政治逐漸成為近代政治體系的主流,21世紀以來這一現象更為突出。政黨制度的實質在于不同政黨之間以一定的程序方式和制度規范,構成政黨與政黨之間、政黨同國家政權之間、政黨同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結構,不同的政黨關系結構形成不同的政黨制度。政黨制度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擔負國家政治制度運行的責任,是國家政治制度的標志性內涵。世界各國政黨制度因國家發展歷史和憲政體制的制約和影響,可分為不同的類型。世界歷史上歐美最早產生政黨,不論英國議會制的兩黨制還是美國總統制的三權分立的兩黨制,不論是議會制的多黨制還是法國的半總統半議會的多黨制,都必須面對和處理政黨同政黨之間、政黨同國家政權之間、政黨同社會之間的關系,這是政黨制度的內涵要義,也是研究政黨制度問題的邏輯起點。政黨之間激烈競爭、政黨以執掌國家政權為目的、政黨代表各自所代表的社會群體利益逐于街頭和議場,成為近300年來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主流形式和一般形態,并為后發國家所仿效和學習。隨著20世紀上半葉殖民主義在亞、非和拉丁美洲統治的結束,政黨和政黨制度逐步發展到世界各地。從世界范圍內和某種意義上講,政黨政治和政黨制度的歷史發展呈現一種連續性。

  風行幾百年的西方政黨制度在當今世界出現了很多嚴峻問題,甚至發生了危機,全球范圍內發生著的治理危機是政黨制度所引發的秩序危機。逆全球化、碎片化和極端化成為當今世界面臨的嚴重問題。社會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巨大差異、恐怖主義的日益盛行,這些因素在深刻影響著歐美國家的現存秩序。特別是在歐洲,移民、難民和恐怖主義三重危機日益加劇,使越來越多的歐洲人日益感到不安全,致使極右翼政黨勢力大幅上升。西方國家衰弱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國家治理這一重大問題上,政黨之間難以形成共識,執政黨拿不出具有說服力的解決方案,缺少前瞻性和實效性的社會、經濟、外交政策。而在過去幾十年,歐美國家在這些方面本是出類拔萃的。“優良而穩定的政府需要有效的政黨。政黨是英美治國技藝的一個關鍵性貢獻,但卻處在威脅之中——而且尚未看到可行性的替代方案。”[1]西方國家的政黨制度似乎進入一個非常態,在世界范圍內給政黨政治發展提供了一個推陳出新或革故鼎新的時機。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顯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決策的科學性,在實現制度功能方面,在處理政黨與政權、政黨與政黨、政黨與社會這三重關系上更為負責任和有效率,顯得自信堅定并富有行動力;而西方政黨制度分裂、猶豫彷徨、軟弱無力之癥狀則日益凸顯。事實上,政黨政治作為人類政治生活的一般政治現象,沒有也不可能有終極形式,而是處于動態的不斷的發展過程之中。當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就是人類政治生活中一種新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大貢獻。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歷史發展邏輯

  任何政治現象包括政治制度,都是相對照而存在的,相比較而發展的。中國政黨和政黨制度是在世界民主政治、政黨政治發展的大潮中產生和成長的,面對世界政黨制度的歷史演變,中國共產黨始終把握“歷史上的經驗可以作為經驗和教訓,但是不能讓它指揮和控制未來”[2]這一關鍵點,創造和發展了自己的政黨制度。同時借鑒和吸收了世界政黨政治中適合自己的進步成分和有益營養,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發展道路、制度結構、運行方式和保障機制。當清末民初西方國家政黨和政黨政治剛傳到中國來時,中國人曾處于簡單地學習、模仿、借用階段。但由于中國國情和社會性質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在清王朝嚴格的黨禁政策之下,中國最先產生的是革命性政黨——中國同盟會。當民國初年對西方政黨政治制度模式模仿和借用失敗以后,孫中山提出了“以黨建國”理論,探索政黨在中國的地位與作用。在1927-1949年國民黨實行“黨外無黨”的“一黨訓政”制度下,中國共產黨走上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當國民黨“一黨訓政”制度被人民民主革命所摒棄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多黨合作、協商建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從而形成了一套有別于西方國家的政黨制度。

  中國政黨制度是在自己特殊國情中孕育和成長起來的,鑒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與蘇聯的歷史淵源和當時的相互關系,建立中國政黨制度首要的是消除蘇聯一黨制模式的影響。蘇聯的一黨制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1936年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蘇聯繼續堅持并發展了這種制度——蘇共一黨壟斷政權和所有社會經濟文化權力的制度,從名義上和事實上都絕對禁止第二個政黨的存在。由于缺乏多黨的存在和監督,很難聽到黨外的不同意見和社會各階層的呼聲,使事實上存在的大量社會矛盾得不到重視和處理,這些長期積累起來的矛盾一旦爆發,就會對黨和國家產生致命的后果,這已為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所證明,存在著這種嚴重缺陷的政黨制度是注定要失敗的。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沒有學習和照搬蘇聯的一黨制,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從中國實際出發。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各個時期,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人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中國政黨制度的建立和發展都是與統一戰線分不開的。早在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依據。”[3]毛澤東認為革命的統一戰線必須包含中國社會中的中間階級,“任何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4]“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贊成別的黨派的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這即是統一戰線政權。”[5]早在1942年,毛澤東就開始將與民主黨派合作視為社會政治的天經地義,“國事是國家的公事,并非一黨一派的私事”,所以對于黨外人士,“共產黨員只有與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6]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進一步指出:“共產黨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只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的人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的人合作。”[7]“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于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8]今天重溫與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理論的初衷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多黨合作制度就是基于這一理論而建立的。

  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隨即得到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由此,開始了籌備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進程,開始了“新政協運動”。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并由此建立了一種新型的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基本全面確立。這時民主黨派原有的階級基礎已經消失,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只存在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于是有人提出民主黨派是否還有繼續存在的必要,毛澤東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他說:“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9]

  如果說1956年中國共產黨主要是從傾聽不同意見和實行政黨監督的角度認識多黨長期共存的必要性,那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則進一步從社會利益表達角度強調了多黨合作的重要性。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社會越來越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不僅需要有代表這些階層利益的政治黨派的存在,而且需要通過這些黨派的有序政治參與而得以表達。這就為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長期合作提供了新的現實依據,正是根據新時期我國政黨關系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狀況,在全球冷戰結束、多黨制浪潮到來之時,1989年12月底,中共中央明確提出,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并規定這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又將“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進了憲法中。進入21世紀特別是十六大后,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明確地把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概括為和諧的政黨關系,即各政黨之間不但要努力鞏固相互合作的共同基礎,而且要相互尊重彼此存在的差異,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著力于相互合作、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相互監督,努力通過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在實現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方面做了許多努力。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鞏固中國共產黨一黨長期全面執政的地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出發點,高度重視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發展,重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的建設。為通過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來規范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中共中央在2015年相繼制定了《統一戰線工作條例》(暫行)和《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提出:“政黨協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內容,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提高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2018年3月4日,習近平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的聯組會上發表講話,他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10]

  從中國政黨制度歷史的起源和發展分析可見,一定歷史條件下歷史具體體現的是制度的不完美狀態,在歷史發展基礎上的創新,就是新時代政黨制度的題中應有之意。從這一意義上講,習近平關于新型政黨制度的論述,使具有近70年歷史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跟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步伐,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作者:周淑真     責任編輯:吳桂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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