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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黨制度——中華民族復興的制度載體

發布時間:2019-04-08  來源: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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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中國創造出的“發展奇跡”“穩定奇跡”讓全世界震驚,人們紛紛從不同角度對“中國奇跡”進行解讀。2018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和僑聯界委員時的講話(以下簡稱“3·4講話”),揭示了這個奇跡密碼。“中國奇跡”的出現,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等中國政治制度密切相關。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與人民民主專政國體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共同團結奮斗的政治實踐成果。習近平總書記“3·4講話”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提出了諸多新理念新思想,尤其指出其“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習近平總書記“3·4講話”含義豐富,意義重大,筆者就其關于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新型政黨制度的闡述進行解讀。

  一

  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

  這里面包含著三層含義: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是中國政黨制度的理論基石,中國政黨制度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國政黨制度的最本質特征。

  馬克思主義一誕生,就牢牢占據著人類社會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共產黨宣言》描繪的美好愿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指引無數人為實現這個理想目標而奮斗。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區別于其他政黨理論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始終主張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馬克思主義是中國政黨制度的意識形態,是中國政黨制度的靈魂,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價值追求,把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是中國政黨制度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明確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提升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所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貫穿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更加突出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奮斗目標。“共產黨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人民群眾什么方面感覺不幸福、不快樂、不滿意,我們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百計為群眾排憂解難。”[1]話是這樣講的,實踐上更是這樣做的。例如,李克強總理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對五年來的民生答卷講得一清二楚:城鎮新增就業6600萬以上,居民收入年均增長7.4%,基本醫療保險覆蓋13.5億人,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農村危房改造1700多萬戶,重點城市重污染天數減少一半。今年開始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全年再為企業和個人減稅8000多億元,移動網絡流量資費年內至少降低30%,新能源汽車購置稅優惠政策再延長三年,下調汽車、部分日用消費品等進口關稅,今年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今年再進城落戶1300萬人,降低重點國有景區門票價格……[2]這些沉甸甸的民生福祉,溫暖人心。

  中國實踐向世界說明一個道理:作為我國權力載體的中國政黨制度,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能實現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西方政黨制度優越嗎?“西方政治思想家認為,只有通過民意選擇和政黨博弈,才能產生比較理想的執政黨及領導人。”[3]可是西方政黨制度中的“政黨”是社會部分利益的代言者,他們關心的是各自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不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當今世界,西方政黨制度功能發生扭曲,政黨逐漸蛻變為“選舉機器”。也就是說,政黨被選票綁架,政黨政治成了選舉政治,議會民主成為按選票排座次的民主。為了多拉選票,候選人會使盡各種招數討好選民,一旦掌握了政權,對選民的承諾往往變成一紙空文。而且,多黨競選被金錢、財團操控,成為“富人的游戲”“錢袋的民主”。“美國總統大選激烈異常,作為一場金錢游戲已不是什么新聞。2000年耗資3.43億美元,2004年7.18億美元,2008年13.25億美元,2012年20億美元。對于今年的大選,有競選專家預測,包括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在內的總開銷可突破100億美元,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大選。”[4]以2016年12月美國3.25億人口計算,包括美國的未成年人在內,每人為大選捐30美元。

  

  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

  這里面包含著兩層含義:一元多體具有超強凝聚力的結構形式是中國政黨制度的基本特征,奮斗目標的一致性反映了中國政黨制度的本質屬性。

  “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尚書·大禹謨》)在我國政黨制度格局中,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參政黨,這就決定了中國各政黨在政治理想、奮斗目標、政治發展方向上具有根本一致性。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為什么能長期保持團結合作的親密友黨關系?既因為一元多體的結構形式決定了中國政黨制度具有超強的凝聚整合力,更因為奮斗目標的一致性是我國政黨制度的政治基礎。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合作始于民族解放運動中。當時,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的工人階級政黨,各民主黨派是以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政黨。由于各民主黨派反帝愛國、爭取民主的政治綱領與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綱領基本一致,這就為雙方的團結合作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礎。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協商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基本政治共識,又成為多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和共同遵守的政治準則。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民主黨派的性質發生了歷史性轉變,但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根本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上與中國共產黨保持了高度一致。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成為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的奮斗目標,并進一步形成多黨合作的六條政治準則。在長達70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所以能夠保持生死相依、榮辱與共、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的命運共同體,根本原因就是在奮斗目標和政治發展方向上始終保持高度一致。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難以調和的利益矛盾決定了資產階級各政黨之間,必然處于相互競爭甚至爭斗不休的狀態,不問是非、只論黨爭,互相攻擊、惡斗不止是西方兩黨或多黨制政黨關系的突出特點。由于政黨間利益不同以及替代執政黨的渴望,在野黨在執政黨掌權之后仍會在議案、內閣人選或重大決策等方面長期與執政黨明爭暗斗、互相拆臺。盡管多黨制下政黨之間也會實行政黨合作,但這種合作是權宜性的,一旦政黨間利益出現分化和沖突,合作關系就會破裂,如果達不成妥協,政府就組織不起來。例如,2010年比利時大選后,各黨派多次協商未果,導致政府難產,比利時長達540多天一直處于無政府狀態。

  三

  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

  這里面包含著三層含義:我國政黨制度體系日趨規范完善,我國政黨制度具有利益表達聚合功能,我國政黨制度能夠保證科學、合理、高效率的運行。

  “能用眾力,則無敵于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于圣人矣。”(《三國志·吳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日新月異,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中國共產黨作為掌握公共權力的政治主體,首要任務就是要提高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水平,主導制度的調適和創新推動社會新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我國政黨制度建設,在十八大提出并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從出臺《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到十九大明確“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從中央辦公廳下發《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到《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明確提出“各級黨組織應當支持民主黨派履行監督職能,重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提出的意見、批評、建議,完善知情、溝通、反饋、落實等機制。”中國共產黨在不斷完善多黨合作制度,創新民主實現形式。

  現代政治之所以強調科學化民主化,不僅在于這樣能夠積極地生成許多創造性的新價值,更在于能夠避免大多數源于主觀意識失誤的價值損失。多黨合作完全合乎現代民主政治盡最大可能避免大的政治失誤、決策失誤的制度目的,因為在多黨合作的基本格局中,中國社會政治中自然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執政,各民主黨派與中共合作、參政的政治分工。中國共產黨執政與民主黨派參政是同我國政權的組織形式民主集中制結合在一起的。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體現了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要求;各民主黨派參政體現了高度集中指導下的廣泛民主,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提供了廣泛的民主化資源。這是因為,首先,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以自己的先進性在重大決策過程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參政的民主黨派有效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基本職能,彌補執政黨在決策過程中的不足。在這一過程中,民主黨派還可以發揮其智力優勢、人才優勢和廣泛的社會聯系優勢,通過政黨協商、人大協商、立法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等形式,為執政黨和政府的決策提供民意和智力支持。其次,中國政黨制度所呈現的是一種領導核心一元性與結構多元性的有機組合,這一制度形式決定了它在利益整合方面更有效率,而獨特的黨際關系更是擴大了社會整合的邊界與張力區,使不同群體的愿望要求有序表達出來,使各種矛盾和問題在現有體制框架內得到妥善化解,從而提高利益整合的質量與水平。再次,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得到廣大人民衷心擁護,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堅強領導核心;各民主黨派代表各自所聯系群眾的具體利益和特殊利益,將各階層群眾的利益訴求輸入國家政治過程,并通過利益整合,使之體現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方針政策中。最后,我國的政黨制度,其主體涵蓋了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各階層等社會各界、各方面人士,能夠為社會各群體中的個別分散的意見、愿望和要求提供暢通的表達渠道,各民主黨派以各自所聯系的社會界別為基礎,適當吸納新的社會階層中的精英,廣開言路,廣求良策,顯示了多黨合作集思廣益、形成社會合力、實現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優勢。

  世界上一些陷入發展困境的國家在反思輸入西方發展模式和盲目采用西方民主制度所帶來的災難時,越來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國的發展模式與政治體制,解讀中國發展模式及政黨制度。反觀美國的政黨制度,雖然其一再標榜“自由”“平等”“民主”是其基石,但其實質是適應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種形式,各政黨所關心的是黨派利益、集團利益,而不是廣大人民的利益。美國的民主、共和兩大政黨沒有黨綱、黨組織和固定的黨員,而且絕大多數的“黨人”只在選舉的時候出現,作用也只限于每隔幾年在選舉中投一票。當然,各政黨有時為了選票也會適當喊出一些考慮普通民眾意愿的競選口號,但選民的選擇是十分有限的,要么是目前臺上的這個黨,要么是幾年前下臺的另一個黨。所以,這種選舉就是富人的游戲。正如恩格斯評價美國的兩黨制時一針見血指出的:“在這個國家里,輪流執政的兩個搭檔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然而我們在那里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來達到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5]

  四

  新型政黨制度,“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這里面包含著三層含義:中國政黨制度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中國政黨制度依托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中國政黨制度為人類政治文明繁榮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制度方案”。

  “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 “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或者新的經濟制度,必然有一種與之相契合的文化精神、文化價值觀。”[6]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文化精神、思想理念,就有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和政黨制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是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和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和衷共濟等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這種獨具中國特色的新型政黨制度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對政黨實踐的理論指導,又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厚德載物的博大精神;既展示出鮮明的合作、參與、協商、包容、和諧、共進的民族基因,又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長期以來,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要追趕世界潮流,就要走西方道路。中國共產黨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向世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中國方案”。

  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也是民主政治現代化的進程。如何既能實現集中統一領導,又能實現廣泛的政治參與,走出一條人民當家作主的新路,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難以破解的難題。西方學者們認為,這是一個根本實現不了的偽命題,是個“烏托邦”。那么,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該如何啟程呢?一黨制顯然有悖于民主政治現代化的潮流,兩黨或多黨制又難以實現集中統一的領導。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的新型政黨制度有效地破解了這一難題。

  任何一種政黨制度的存在,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一黨制的優點在于其具有強大的組織動員和社會整合功能,能夠迅速集中力量辦大事,并可以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如果保持正確決策,其發展速度是任何政黨制度都無法比擬的。一黨制致命的缺點就是缺少制約和監督,容易形成利益集團和產生腐敗。兩黨制朝野力量均衡,便于相互牽制,可以有效地預防官僚主義和權力腐敗,但由于兩黨互相傾軋,決策和施政效率不高。多黨制由于各政黨力量都比較小,一般不會發生專權,但這種多黨聯合政府中各黨各為私利,其合作是暫時的、不牢靠的,政府更迭頻繁,難以保障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效率也不高。而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黨派代表各自所聯系的不同社會階層、利益群體和社會群體的具體利益,這樣既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實現集中統一領導與廣泛政治參與的統一、民主決策與科學決策的統一;又保證了各民主黨派能夠發揮社會聯系面廣的優勢,整合不同利益需求,反映社情民意,為執政黨和政府化解矛盾、協調關系,有利于執政黨聽取、尊重少數利益群體的意見,兼顧和吸收他們的意見,以彌補簡單機械的少數服從多數民主原則之不足。

  綜上可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種嶄新體制,融開創性、兼容性、統一性于一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不僅保證了中國“發展奇跡”的實現,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既民主又高效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全新的“中國密碼”,為世界現代化發展開辟出一條嶄新的發展道路。

  (作者:李金河,歷史學博士,國家二級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理論教研部原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兼職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分別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一些代表團審議[N].人民日報,2018-03-08 (1) .

  [2]政府工作報告 (文字實錄) [EB/OL]. (2018-03-05)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3/05/content_5271083.htm.

  [3]李金河.正確認識各領域統戰工作鞏固和發展最廣泛愛國統一戰線[J].山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 (5) :35.

  [4]李忠東.金錢政治:美國政治痼疾[J].檢察風云,2016 (23) :46.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0.

  [6]馬克思·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256.

  (來源:山大統戰研究)

作者:李金河     責任編輯:吳桂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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